“无人问晋”的山西文物古建，最让人担心
今年国庆长假期间，山西几乎是在雨水中度过的，多地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。河流泛滥、良田被毁、山体滑坡、铁轨悬空……这一幕幕场景让人震撼，让人揪心。
除了关注受灾的民众之外，最让人担心的，是文物古建的命运。有言道，“地下文物看陕西、地上文物看山西”，山西是中国古建筑，古遗址最多的省份，不可移动文物在册登记数量约53875处，其中古建筑达三万余座。
许多跨越漫长岁月，逃过无数劫难的文物古建，在此次罕见暴雨之下，境遇岌岌可危。平遥古城墙出现局部坍塌，运城盐池禁墙东禁门瓮城大面积坍塌，吕梁千佛洞石窟万佛殿屋顶塌落漏水，晋祠多处建筑屋面漏水，新绛县闫家庄魁星楼在大雨中倒下……
每一个文物古建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它们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文化的根。山西众多文物古建，被暴雨重创，让人为之惋惜。期待暴雨之后，相关部门对受损文物古建展开全面普查，尽一切努力进行修缮和拯救，最大限度减少损失，避免留下人为的遗憾。
脆弱的文物古建，遭受极端天气考验，这一问题，在此前河南暴雨中也曾出现过。当时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发了一条朋友圈：“作为文物工作者，文物的安全比我们的生命重要，我泪流满面……”这条朋友圈一度上了热搜。
在那场无情的暴雨洪灾中，河南省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博场馆经受了严峻考验，73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中出现不同程度受损。其中，两项世界文化遗产的12处遗产点有3处受损（中岳庙、嵩岳寺塔建筑漏雨，大运河惠济桥受淹），2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损，双槐树遗址、青台遗址、东赵遗址、楚湾遗址4处考古发掘工地遭受水淹。
而在去年，因为暴雨洪水，国内多个国宝级古桥梁受到损毁，包括，被誉为“皖南第二大古石桥”的安徽旌德县的乐成桥，被誉为“中国廊桥史上绝版”的江西婺源彩虹桥，等等。这些凝结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，寄托着几代人乡愁古桥，被毁于一旦，令人痛心不已。
暴雨中文物古建的多舛命运，在提醒我们文物古建珍贵价值的同时，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命题。那就是，在极端天气多发的当下，如何呵护文物古建的安全，把各种意外发生的几率降到最低，让这些民族瑰宝可以长远流传。
对此，做好相关防灾减灾的应急，固然重要，但更为关键的，是完善文物古建的日常化保护机制。应当看到，文物古建在暴雨中受损，诱因虽然是天气，但真正的原因，是许多文物古建在日常中缺乏必要的修缮和保护，导致其体质异常脆弱，难经风雨考验。
以山西为例，文物古建保护此前就面临困境，多次亮起“红灯”。2015年，央视《经济半小时》的报道《山西：文物大省为何“糟蹋”文物》，发现山西的国宝级建筑川底佛堂，坍塌严重，多年来却“根本没人管过”；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庄东岳庙，面阔五间的大殿已塌了四间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村妙觉寺，满堂壁画受损，志愿者网上多次呼吁，修缮措施却仅为盖塑料布。
文物古建常态化保护的缺乏，直接原因是资金的匮乏。山西这样一个文物大省，每年的文保资金只有区区1.7个亿，这点钱，摊到庞大的文物存量上，基本是杯水车薪。而大量未列入文保目录的古建筑，连固定的资金来源都没有，只能一个个眼睁睁地看着破败凋零。
所以，政府财政加大对于文物古建保护的支持，是眼下首要的问题。作为地方主政者应当看到，文物古建保护，实际上就是和时间赛跑，许多文物古建看似巍然屹立，毁坏与消失却在旦夕之间，所以，相关部门对于文物古建保护需要有一种紧迫意识，危机意识，把文物古建维修资金，全面纳入政府财政预算，给它们以强有力的“护身符”。
在政府投入的同时，也要多渠道开拓资金来源，鼓励社会力量的加入。比如，山西之前曾推出“认养”文物古建的公益项目，吸引了许多社会资金的参与。不过，这样的公益活动由于影响力有限，参与者并不多。未来，有必要将这种公益项目，提升到国家层面，做出全国影响力来，吸引更多企业和个人的加入。
更要看到，文物古建的保护，要做到可持续性，需要走出单纯保护的误区，推动文物古建活化利用。也就是说，文物古建不能高高在上保护起来，而要嵌入现代生活，为大众所用。在此问题上，香港的经验就值得借鉴。
香港特区政府属下有规划署、屋宇署、康文署、古物古迹办事处等多个与历史建筑活化有关的行政部门，负责历史建筑活化宣传、协调、招投标等工作。政府会给活化单位以启动资金。如香港雷春生私宅——唐楼，现在盘活为中医馆。
显然，盘活文物古建，才是对其最好的保护。这方面，国家层面应当推出专门的支持政策，设立专项资金，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，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文物古建盘活，让它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延续。
山西暴雨，文物古建的命运引起了社会担忧，这样的舆论聚焦，也为推进文物古建保护提供了一个宝贵契机。文物古建的伤痛，也是我们社会的伤痛，许多脆弱的文物古建，再不拯救就晚了。而文物古建的保护，不仅要守土有责，更应建立常态化的机制，充分借助市场的力量，如此才能帮助更多文物古建焕发新生，留住我们民族的“乡愁”。